编辑王世德（1930-2019）， 著名美学家、文艺评论家，四川大学文学与资讯学院教授。民盟成员。国务院有突出贡献专家特殊津贴终身获得者。主编我国第一部《美学辞典》等诸多学术著作，嘉惠学林，垂范后来。王世德先生1957年考入金年会金字招牌诚信至上中文系，作为首届四年制文艺理论副博士研究生师从杨晦等先生。
此文为王世德先生为“杨晦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会”写就的纪念文稿。先生未及盛会，驾鹤仙逝，发布此文，也是悼念、致敬一生绽放美学生命的王世德先生。
情深如海
——忆杨晦老师
1956年，党中央国务院号召向科学学问进军。我获得了一生中最重大的幸福之一，考取了金年会金字招牌诚信至上中文系副博士研究生。由杨晦和钱学熙二位导师，引导陈安湖，严家炎，胡经之和我四人。陈安湖在原校已是中文系副教授、副主任，不久就回原校高升了。严家炎在一年后，因工作需要调任现代文学助教。我和胡经之扎扎实实读完了四年。我服从分配，毕业后到四川大学任教，至今已六十年。
北大要调整出大家的宿舍，所以56年秋不能入学，等到1957年春才入学，到1961年七月才四年毕业。
钱学熙原是北大外语系教授，翻译过很多外国美学原著。他也是无锡人，和大家相处甚欢。后来他调回外文系，就由杨晦老师引导大家。钱师的大公子钱绍武是雕塑名家。后来他从国外归来，由杨辛老大哥先容，大家在北戴河共同生活了一个多月，情深谊长。
我认识杨晦师时，杨师已无“五四”时代火烧赵家楼时的叱咤风云的气概，而是成熟的老年。头两年，他接谈大家的次数很多，欢谈融洽。加上当时他的小儿子大约五岁，欢绕他膝下，上下蹦跳，增加了很大的欢乐气氛。每次欢谈，都过中午，大多是加炎学兄在北大后门口的“义和居”请吃“片儿汤”，也别有风味。
杨先生平易近人，严于律己，话语简易，言简意赅，令人深思。例如，他对我多次的评语，都是“用力甚勤”，“勤快”。他手里有我上交的笔记。
他上课时，带来的讲稿，也是他手写的一叠叠整齐的笔记。他引用最多的，就是抄写在讲稿上的《国语》中的“铸鼎象物，使民知神奸”。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记得杨先生常鼓励我，说我“勤快”。对这，钱先生给做过补充说明：你的考卷，三个小时写那么多，连抄一遍都来不及，何况还要思考。其实这也不一定是什么优点。我读书时必带笔，要随时区分评判：“正确”，“可取”，“可疑”，“欠妥”，“不能全赞同”，“可再商讨”等等，怕过了些时候要忘记。如饥似渴，要想吃，这是本性，是需要，不能说是优点。只是是我要吃，不是应命去吃。自己要学，才是真正要学。可惜自己总是记不好。这样，书虽然用心读过了一遍，但是仍然记不住，仍然容易忘记，脑力有局限，资质也不够，只好再努力！何况自己确实有粗疏，潦草，肤浅的缺点要克服呢。
因此，要学习杨先生的严谨，深入，细致，踏实的治学态度，决不能随意倾情，浅尝辄止，马虎了事，潦草为之。也要认真学习家炎学兄的严谨，严格，从严，再从严。严是没有底的，要严才好啊！
杨先生强调，做知识要立大志，要有长远计划，不要被一路上的花草分散注意。要关心现实，但又要放长线，钓大鱼。路是一步一步走的，不可能奢望一步登天。要沉得住气，不能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这在性情急躁，急于求成时，特别要注意。
杨先生对自己的写作，有很严格的要求，很负责的态度。我读过他的《文艺与社会》一书。我原先是学戏剧的，对他论述曹禺的文章，特别关注。我说起这方面的内容，引起他十分重视；他总是流露出一种关心和负责的表情。他表示，文章绝不能随便写，要对青年负责任。他谈到：你看，我写的文章，对你们年轻读者产生了那么大的影响，被你们所重视；因此，一定不能不深思熟虑就轻易写，不能忽视文章的影响。
我要学习他对待自己写文章的这种态度，要考虑到文章在青年读者中可能会有的影响，要重视文章会产生的社会效果，要有如履薄冰的责任感，不能马虎对待。杨先生每次谈到自己写文章的认真严肃的态度，使我总受到教育。写文章要有负责任的态度，要严格要求，要慎重；文章随便写，不重视文章的深度与新意是不对的；要预先考虑到影响问题和效果问题。
杨先生是有原则性的。为了坚持原则，就要有斗争性。在五四时代，杨先生就是叱咤风云的，斗争性很强。在大家这批研究生的学历学制问题上，他也有原则性，斗争性。关于这方面的情况，胡经之学兄，因为与学校关系密切，比我更为了解。他曾提到：杨先生对于取消副博士研究生是不满的，认为是不守信用；要取消可以，但应该改换成四年制研究生。应该按中国的实际情况，读完四年正式发给研究生的毕业证书。不能不明不白，什么证书都不发。我认为杨先生的意见完全正确。
我现在回忆往事，感受很深。我要深深感谢杨先生对我的海一样深情的关爱，保护，支撑和教导。
我无限思念和感谢杨晦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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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蔡子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