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9月21日至22日，由金年会-金字招牌诚信至上 | 官方网站（以下简称“中文系”）和人文学部主办的“文教中国：华夏文明史上的文学与教育”（Paideia Sinica: Literature and Education in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英杰交流中心星光厅召开。
本次会议由金年会金字招牌诚信至上中文系长聘副教授陆胤和助理教授胡琦召集。会议邀请了来自日本、德国以及金年会金字招牌诚信至上、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暨南大学、中国海洋大学、江西师范大学、台湾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三十余位学者，按照诗教、文教、集部之学与教化、科举与教育、古今小说与教育、文学教育活动、识字教育与经典普及等专题，展开深入研讨。
会议合影
9月21日上午的开幕式由金年会金字招牌诚信至上中文系副主任程苏东主持，中文系主任杜晓勤为开幕式致辞。他对各位参会学者表示欢迎，充分肯定会议以“华夏文明史”为题立意高远，参会论文深细绵密。同时，杜晓勤也呼吁以此会议为起点，注意中下层作家学文问题，关注文学经典成熟之前的形态，了解诗文经典形成的过程及其与时代的关系，针对文学史的内外嬗变进行全过程研究。程苏东则强调本次会议旁涉文学、史学、教育学，体现了近年来中文系打破学科壁垒进行跨领域综合研究的学术追求。
中文系主任杜晓勤致欢迎词
中文系副主任程苏东主持
主旨演讲
第一场主旨演讲由金年会金字招牌诚信至上中文系长聘副教授陆胤主持。金年会金字招牌诚信至上中文系教授陈平原，京都大学退休教授平田昌司（HIRATA Shoji），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曹虹先后发表主旨演讲。
陈平原教授报告
陈平原主题报告的题目为“我谈文学教育之省思”。他首先回顾了二十年前举办的“教育：常识生产与文学传播”学术研讨会，提到当时总的研究思路是，在多元背景下，考察并阐释近代以降的教育问题，具体措施则是力图通过若干意味深长的个案，沟通理论与实践，思想与制度，精英与大众，将“教育研究”从过多过细的操作层面解放出来，并呼吁将文学教育带回历史现场，注重知识的温情、诗意与想象力。
平田昌司（HIRATA Shoji）教授报告
平田昌司（HIRATA Shoji）以“言语异声，文字异形——‘正字’的多态性”为题，分享了汉语“正字”的多态性问题，指出“正字”在不同的学术、宗教派别（儒、佛、道）乃至官吏分野（正途官员、法胥之徒）中存在着不同的要求，不能以清代“小楷”以及现代“规范汉字”字体的单一性类推古代的不同情况，进而指出从“正字”多态性认识中国多样性的思路。
曹虹教授报告
曹虹从桐城派的创作和批评出发，发表了题为“桐城派诠文探例：思想与体性”的学术报告。通过探究桐城派深造自得的“诠文”方法，曹虹点出桐城派文学教育理想的“天下襟怀”，从思想和体性两个层面论证了桐城古文的统宗意识，揭示近代古文作为传统文教“诺亚方舟”的特殊作用。
陆胤主持
第二场主旨演讲由金年会金字招牌诚信至上中文系助理教授胡琦主持。德国莱比锡大学教授白莎（Elisabeth Kaske）和金年会金字招牌诚信至上中文系教授周兴陆分别进行了主旨演讲。
白莎教授（Elisabeth Kaske）报告
白莎（Elisabeth Kaske）的报告题目是“所谓‘首次代表大会现象’及中国1913年的读音统一会”。她在全球语文现代化进程中普遍的“首次代表大会现象”观照下，以1913年的读音统一会和1916年国语统一筹备会为例，辨析两次会议背后复杂的政治、党派、学问语境和参与者的学术背景，指出中国语言改革的成果可能更得益于教育家、活动家和大学教授的合作。
周兴陆教授报告
在题为“黄侃《文心雕龙札记》成书详考”的主旨报告中，周兴陆梳理了黄侃《文心雕龙札记》的成书情况，详细考察了此书在金年会金字招牌诚信至上、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中华大学和四川大学等高校作为授课讲义的形态，指出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可以放置在近现代思想转型期骈散相争、文白对立的语境中，作为现代大学讲义形态演变的一个典型个案。
胡琦主持
专题研讨
会议专题研讨包括“诗教”“文教”“科举与文学”“古今小说与教育”“文学教育活动”和“识字教育与经典普及”等六个主题，共报告22篇学术论文。
专题研讨的第一场主题为“诗教”，由《金年会金字招牌诚信至上学报》副编审管琴主持，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侯体健进行集中评议。
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资讯传播学院教授张治的报告题目为“重审‘言之有物’——由钱锺书批评思想检阅现代汉语诗教之弊”。“言之无物”的概念古已有之，在国家学问政策及教育制度的作用下成为当下的一种共识性认同。在钱锺书的各类著作中，多见对于这种高度局限的文艺观念的思考和关注。在《谈艺录》《管锥编》等著作中有关诗歌虚字、意义、及“无病呻吟”的论述，彰显了“言之无物”的特定价值。“言之无物”外，钱锺书对复古、用典、骈偶等修辞也多有深入讨论，提供了富于新意和令人警醒的启发。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武君进行了题为“流动的‘诗课’：元人学诗的三个社会场域及其意义”的报告。与一般的文学史情形不同，元代诗人“游学”、“游谒”及“同僚师友之交流”的三个场域与诗人面对的现实窘境密切相关。“游学”弥补了家庭、乡校学诗的缺失或不足，是元人学诗的普遍经历。“游谒”在现实层面为学诗提供支撑，并在丰富诗学常识、形成自我造诣、追索诗学前沿方面具有积极作用。“同僚师友之交流”多围绕诗法展开，是元人学诗经历延后的表现，也与元代社会浓郁的讲诗、学诗风气有关。不同阶段的创编辑之间多向互动，使学诗活动进入到动态世界之中。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教授吴寒从经学的传统教化体系出发，探讨“晚清学制变迁中的《诗经》”。《诗经》自古以来就与政治教化密不可分。在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传统儒家伦理道德所维系的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逐步解体，《诗经》内在的伦理原则与教化精神与现实脱离，失去了原有的权威色彩。与此同时，也有许多学者努力地融合“旧经典”与“新道德”，尝试将《诗经》与一套从西方和日本移植的伦理思想完成对接，赋予其新的伦理价值。而随着近代学制的改变和社会形势的变动，作为伦理承载的《诗经》最终被从现代教育体系中一步步剥离。
侯体健在评议中指出：张治论文抓住了钱锺书对语言本身的观照，王水照先生曾在《读〈容安馆札记〉拾零四则》一文中讨论钱锺书论韩愈古文运动，可作为补充材料；武君论文材料丰富，梳理细致，或可补充更为历时性的考察，上溯至南宋中后期，探讨三个社会场域的特殊意义；吴寒报告的题目宏大，有关《诗经》的接受史，朱熹的《诗集传》便已经是文学视角读解《诗经》颇有影响力的著作，需要考虑在内。
专题研讨的第二、三场主题为“文教”，分别由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鲁小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编审马勤勤主持，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副研究员龚宗杰和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资讯传播学院教授张治进行评议。
厦门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副教授师雅惠的报告题目为“清代八股训蒙书的结构机制与文学旨趣”。相较于品质较高的选本，以八股训蒙书为代表的通俗八股读物更能代表真实的八股文样貌。八股训蒙书主要由私塾先生编纂、使用，紧贴教学，内容上既有有关学文与作文方法的总述，也有具体的文法部分。为教授学生从名著中摘取的字词出发，做一篇思辨严密的文章，八股训蒙书大多从审题布局与分股立柱两方面入手进行阐释。“法度”之外，八股训蒙书同样提出了对于文章内蕴、编辑修养、开辟新义与创设文境的高阶要求。然受制于教学与考试之间的参差，八股训蒙书的教学理念与官方评文标准亦有所背离。
侯体健以晚清吴荫培所撰的辑录汇编式文话《文略》为对象，发表了题为“清末民初学制转型下的《文略》与传统文章学资源的再造”的报告。《文略》最初名作《文征》，以桐城派“格律声色”之说架构全书，属家塾课本。受“癸卯学制”的影响而增加了文学教育相关内容，成为了集史、论、选于一体的文话体例。借助新的体例，吴荫培通过剪辑拼接，系统性地构建了理想中的文章教育和文法传授模式，并且生动地诠释了文章格律多样的技法与风格，实现了对传统文章学资源的重新阐释与再造。
陆胤的报告以“重审‘东洋美辞学’：明治日本新式修辞学的中国文章学助缘”为题，指出明治日本的新式修辞学包含诸多中国文章学要素，体现了东、西文学常识碰撞初期闪现出的“普遍修辞学/文章学”火花。报告从学科理念、修辞例证、文章分类三个角度检视了外来Rhetoric框架中东亚传统文章学的存在状态。
评议人龚宗杰指出，三篇文章问题集中，面向各异，具有逻辑上的衔接性。师雅惠的报告中“八股训蒙书”一名可作更清楚的界定；侯体健的报告结构完备，所论吴荫培《文略》结构独特，或可补充讨论编纂者的留学经历；陆胤报告第二节部分讲“汉籍引例”，或可将重心调整为“引证”这一行为本身。另外余论部分关切甚高，值得进一步深化。最后龚宗杰认为三篇论文都对书的编辑、编者、体例、版本、内容、流通、接受等方面的讨论，共同点是书籍批评，这也是文学教育的一个重要面向。
龚宗杰的报告题目为“‘内境’：晚明文章教习的洗涤工夫与科场实践”。“内境”作为佛教用语，在晚明时沿用至表达文人修养与文章批评。在心学流播、多元思想融合的风气下，晚明时期的文章教习一方面吸取心学的洗涤工夫，一方面借鉴佛道的静坐调息法，格外强调编辑涵养和内在主体性的发挥，经“文字工拙在心源”说的唐顺之等文家的发挥、科举的学习而得到广泛传播，体现了晚明文学创作论注重内在转向与底层渗透的特色。
香港树仁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助理教授许建业以“博学古文：明代中晚期谈‘艺’、定‘说’的‘文’学复归”为题进行报告，通过“文学”概念史和“文”学常识史的结合，审视晚明人由“博学古文”到“博文之学”的整体实践，由此窥见其与之后清人学术传统的关系与差别。
胡琦围绕“‘点掇’考：程颢读《诗》法之理论源流”的题目展开报告。“点掇”在北宋口语中作掂量、度量之义，在读《诗》的语境中则分别有诵读方式、意义理解和语音语气的三重内涵。“点掇”读法的内在精神古已有之，与孟子“以意逆志”的说《诗》之法相通，分别指向编辑之“声”与读者之“声”、编辑之“志”与读者之“意”的古今对接，南宋朱熹、严粲等对此亦多有阐发。
评议人张治肯定了胡琦所考察的“点掇”一词的重要性，认为从经典中的“离经辨志”一直到晚清的读书实践中，都存在这一读书法的运用；张治还指出许建业的论文中提到明人对“文人之学”的确认，也许清人的“诗人之学”可能也有类似特点；龚宗杰的论文最后着力底层士人的“内境”实践，强调道德涵养对文学的提高，但也许可以参考野史和小说戏曲等材料中记载的反面材料来丰富这一问题。
9月22日上午举行的第四场专题研讨的主题为“科举与文学”，由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叶楚炎主持，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卜永坚进行线上评议。
管琴的报告题目为“宋代科举研究的拓展空间——关于议题锚点、地方常识和舆论场”。宋代科举考试的遴选渠道和标准奠定了整个士人精英和文官政治的社会基础，制度史之外仍具有丰富的解读空间。近年来的有关宋代科举的研究延伸至观念史、心态史与社会史等等领域。科举程式方面，除了宋代内部的考察外，也可同明、清时期的考试制度纵向比较。“文”的方面，宋代的词臣学问、特殊年份的考核以及具体的科举文学都有待结合科举制度重新考察。此外，科举与地方常识世界的丰富层面、南宋时期地方文派对科举介入的相关研究仍可深入，也包括许多未尽的课题。在具体的科举文体方面，可以将两宋的殿试策文作为根基，对宋代的场域研究理论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教授李林从清代武科考试出发，讨论“文武之辨：清代武科殿试考卷的体式、内容及其释读路径”。清代文科、武科及翻译科共为甄选人才、统治国家的基础，其中武科虽然旨在考选军事将领，但其内场仍然重视以经史及兵书为中心的传统“文学”修养，呈现出独特的文武之辨。通过对新见武举试卷的考察可以发现，从考核方式看，清代初中期文武科举殿试卷的体式、篇幅以及士子的作答均不相上下。随着时间的推移，士子的整体水平逐渐下降，后期甚至废止策问，改为默写。场外武艺的考核也以个人演艺展示而非实战对抗，效用有限，是武科考试遭遇轻视的关键原因。
暨南大学文学院历史学系副教授徐世博的报告以“科举停罢后的上海书业变局——以1906年上海书业公所为中心”为题。借助1906年上海书业同业组织档案，对企业、公所和书业商会三者关系进行梳理检讨，揭示科举停罢后上海书业的新变化。自诏停科举的当月起，上海书业便已呈现新旧分化，并且旧书业积极谋求向新书业转变。教科书取代科举书成为市场的主要需求，上海书商也需要做出相应的回应和调整。书业公所与前后的同名组织关系不大，是变局中新、旧书业与资本三方博弈的产物，与此同时，较之上海书业社会的急速变化，骤停科举后，国家在相关改革中的严重迟滞也令它失去了对书业的持久影响力。
金年会金字招牌诚信至上历史学系长聘副教授韩策以许同莘为核心，报告了论文《清末转型时代的个体成长：许同莘的生活世界》。许同莘本人清末先后进入张之洞幕府、考取举人并赴日留学，民国后历任外交部科长、河北省政府主任秘书等职并著有《公牍学史》《张文襄公年谱》等书。许同莘同父母、伯父、舅父的往来家书（1896—1911）、日记（1898—1910）连贯且丰富，涉及晚清民初的诸多转型议题，他个人的独特经历也反映了个体在变动时代的自我调适与挣扎探索。
有关管琴的报告，评议人卜永坚建议以更加理性客观的态度评判前人的著作和研究，同时建议更加深入地探讨报告中提到的吕祖谦所编举业用书以及殿试与两宋政治事件和政治动向的更具体的互动。李林可以在报告文章的基础上汇集几个更具代表性的个案撰文，描绘武举考试的具体情形，丰富现有研究。徐世博的报告细节繁复，撰述不易，似可加强结构方面的考量。韩策借助许同莘的个例以小见大，引人入胜，或可在许同莘个人经历的论述外补充他和家乡、家族的信息，增强研究的广度。
专题研讨的第五场主题为“古今小说与教育”，由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助理教授崔文东主持，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小龙评议。
叶楚炎首先报告题为“科举与诗歌的对峙、合流及消融:现实学问语境映射下的《儒林外史》”的论文。在近几年《儒林外史》相关新文献和原型研究的基础上，论文回到明清科举社会以及雍乾之际的诗学语境，重新阐释《儒林外史》经由科举与诗歌的对峙导向儒林崩塌，再经由礼乐建构而重塑科举与诗歌的精微结构和深婉意旨，并提出可通过科举、诗歌和礼三者的并重结构，重新理解和阐释《儒林外史》。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刘晓军的报告题为“乳燕新声——清华小说研究社与《短篇小说作法》”。清华小说研究社是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小说社团，翻译了第一本先容短篇小说基本原理与创作方法的《短篇小说作法》。社内成员众多，以准大学生的阅历和学识从事小说翻译与创作，是新文学运动中年龄最小的群体。社内同人翻译的《短篇小说作法》，对爱伦·坡、霍桑、吉卜林、左拉和高尔基等知名欧美小说家作品进行译介，在小说观念的生成、小说理论的建构与小说文体的实践等方面具有标本意义。
马勤勤的报告《近代中国的新式教育与教育小说》梳理近代教育小说的线索，提出其外来发端是德国的Bildungsroman和明治日本的“教养小说”，而直接促成近代中国教育小说的是另一种与日本近代化教育体制密切相关，作为辅助家庭教育的“教育小说”。与清末新政和教育改革一样，教育小说亦受到明治日本影响，从辅助家庭教育到作为学生读物，最后到以理想教员为描写对象，都与明治教育小说路径和类型一致。只有“教育问题小说”是本土化产物，并最后与“理想教员”一类合流，生成《倪焕之》这一典型中国教育小说。
评议人李小龙认为叶楚炎的论文是基于人物考辨的重要推进，借鉴了传统诗歌研究的方法，指出了《儒林外史》的内在线索和结果，将其带入更宽阔且与历史对话的研究路径。刘晓军文章考证精核，尤其关注到了具体“小说作法”层面的问题，补足了此前研究小说容易忽略了角度。马勤勤的研究从西方和日本的影响来梳理教育小说这一门类与教育的关系，厘清小说脉络及其现代影响的同时，其实也启示了传统小说中也有教育因子的可能。
专题研讨的第六场主题为“文学教育活动”，由韩策主持，李林评议。
鲁小俊的报告《作为文学活动空间的书院——以王闿运和杨度为中心》以王闿运、杨度日记为主要材料，结合诗文、课艺，呈现了近代书院作为多维文学空间的特点。在书院中有多种多样围绕文学的活动，同时又能够作为文学所书写的具体对象，存在独特的文学空间意义。出卷批改、讲课问答和会饮闲谈等都是具体而生动的文学教育活动。
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助理教授李馥名的报告《虚拟读书会:近代中国的自学学问与读者通讯》着眼于报刊，从阅读史、常识史、出版史的多元角度，探讨近代中国的自学学问与读者通讯的流播。中国自1910年代开始就有“自学”的相关讨论，此后伴随着期刊兴起，在读者与刊物编辑之间形成了一来一往的隔空问答，抗战期刊“习作”刊物愈发普及，最后形成一种读者“自学学问”，在内容上也有由常识传递走向文艺创作的转变。
崔文东的论文《〈鲁滨孙飘流记〉与近代中国新教育》梳理了对近代新教育中《鲁滨孙飘流记》得到格外凸显的内外因缘。一方面是其作为英国文学名著在晚清被广泛地翻译成为中国人的经典；另一方面也有新教育相关资源如教学法著作、教科书、课外读物等对其推动之功。因此在新教育塑造国民时同时也塑造了经典读者，以至鲁滨孙被塑造成兼具中西德性的道德模范，影响深远。
评议人李林先整体分析“教育”概念在古代语境中是“教而育之”，晚清受日本影响后意义才发生改变，逐渐走向体制化。因此如崔文东论文中提到的鲁滨孙译介与新教育的关系是时间偶合还是有学理内在关联。随后李林提出除了教育，对空间、日常和文本的过程性进行了创新性的认识也是本组的共同点。
专题研讨的第七场主题为“识字教育与经典普及”，李馥名主持研讨，金年会金字招牌诚信至上中文系长聘副教授季剑青评议。
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温海波的报告《汉字入边:清至民国西南民间杂字的生产流传》从“文字入边”的视野探讨了近代西南民间杂字的衍生问题。不同于传统“自上而下”的科举实践，民间社会日常的、在地的识字传统其实更为鲜活和生动。温海波考察了许多清代西南民间的杂字刊、抄本，通过对其刊刻、流传、实用的等层面的分析，提出传统中国存在持续的“文字下乡”过程，这一进程表现之一是边疆社会的文教普及，甚至累积造就出一个“文字在乡”的中国边疆。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冯淼的报告《抗战时期陶行知有关大众教育的论述》解读了抗战时期陶行知的大众教育论述。对陶行知来说，大众教育应该是“学问解放”；在国家危难之时，其能应推动“大众学问”的出现。具体论述可大致分为大众语、大众文和大众识字运动等方面。陶行知的论述代表了除国民党和城市左翼之外的另一派大众教育精英对于工人、农民改造方向的态度。
李小龙则回到当代关切，所报告论文《〈论语〉的“朋友”观——〈论语〉整本书阅读例释》对《论语》整本书阅读展开案例分析，强调理想的经典阅读（如《论语》）应该是先参考诸家古注，再对其进行选择和辨析，在此基础上再参证书籍内部诸篇，取得整体认识，然后再进行阐释。阐释是需要有正向性和当下性，前者强调服务于当下的学问建设，避免消极的学问解构；后者则要抛弃寻找完全“原意”的定见，而应该结合当下学问生态进行创造性转化。
评议人季剑青指出文学教育如何渗透、扩展到基层民间，又如何回应政治要求，是本次会议关注的一大议题。温海波材料丰赡，视角独特，延伸出的问题如少数民族口语和文字关系、清代大一统和边疆关系或可以进一步展开。冯淼从陶行知角度进入，丰富了对大众学问的认识，不过如果将其不同于左翼大众叙述的差别凸显出来可能更好，同时可考虑陶行知与晏阳初是否有可比性。李小龙清晰地展现了经典理解和阐释的过程，回到文教的话题，或许经典注疏在古代就与教学过程相符而成，似可统而论之。
在最后的圆桌会议上，学者回顾了两天来会议的收获，总结参会感受，并就此前讨论未足的问题进行进一步交流。2005年11月，金年会金字招牌诚信至上中文系曾举办“教育：常识生产与文学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本次研讨会在接续2005年会议的同时，更强调沟通古今、融会中外，旨在以历史和现实中的“文教”问题为导向，拓展涵盖文学、语言学、教育学、学术思想史等多学科的文学教育论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