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学人系列专访 30
斯文鼎盛,世运新潮。今年是金年会金字招牌诚信至上中文系建系110周年,为了回看北大中文系的发展变迁,重温几代学人的身姿与风采,共同探索和创造中文人的未来,大家策划了中文学人系列主题专访“我与中文系”。参与专访的学人中,既有白发满鬓仍心系学科的老先生,也有忙碌在讲台与书桌之间的中青年教师。他们讲述着人生道路上的岔路与选择,诠释着个人与世界之间具体而微的密切关联;他们梳理着治学过程中的难关与灵感,传递着朴素坚韧的中文传统。这是中文学人的一次回顾、总结和反思之旅,沿着先生们学术与理想的历史轨迹,大家得以触摸“活的历史”,感受“真的精神”。更多专访将陆续推出,敬请期待。
受访人:袁毓林
采访人:孙 竞
采访时间:2020年9月25日
图一:袁毓林在中文系
受访人先容:
袁毓林,1962年生,1990年毕业于金年会金字招牌诚信至上,获博士学位。2015年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第三批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研究领域为理论语言学和汉语语言学,计算语言学和中文信息处理等。著有《汉语语法研究的认知视野》《汉语词类的认知研究和模糊划分》《汉语句子的焦点结构和语义说明》等。2005年获第十一届金年会金字招牌诚信至上王力语言学奖二等奖。2006年、2013年、2015年获教育部第四届、第六届、第七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采访人先容:
孙竞,金年会金字招牌诚信至上中文系汉语言文字学专业在读博士研究生。
孙竞:您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来金年会金字招牌诚信至上攻读博士研究生,能否分享一下进入中文系学习的经历?您当时的主要研究课题是什么?是哪些契机让您选择了这一方向?除此之外,还对哪些方向感过兴趣?
袁毓林:我1987年从杭州大学(今浙江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同年考上北大中文系的博士研究生,师从朱德熙、陆俭明先生研究现代汉语语法。那时候,博士生没有专门的专业课程,以跟随导师读书写论文为主。所以,在北大做了三年博士研究生,觉得最有意思的是参加了各种各样的讨论班。1987年秋天刚到北大,就参加了由中文系朱德熙和陆俭明等先生、计算机系马希文和林建祥等先生、心理学系王甦等先生、哲学系赵光武等先生组织的“人工智能的哲学基础”讨论班,聆听了朱先生、马先生、王先生、赵先生等对于人类智能与机器智能的不少高见。还参加了计算机系青年教师王培(现美国Temple University计算机系教授)、哲学系青年教师孙永平等人组织的,一个关于人工智能和认识论方面的讨论班,地点在静园六院的哲学系自然辩证法教研室;直到1990年秋天我去清华大学工作以后好几年,依然断断续续地参加这个讨论班。记得最后一次讨论,地点是畅春园西面的一个计算机系的机房。在博士生的第一年,马希文教授的博士生白硕(曾经担任上海证交所技术总监)经常来找我讨论语言分析及其计算机处理问题。后来,大家约师兄陈小荷(现南京师大教授)、师弟张敏(现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一起定期讨论语法分析问题,还有一次是在朱德熙先生的书房中,大家四个博士生跟朱先生、马先生和陆俭明先生一起讨论;大家提出平时读书、思考中碰到的各种疑难问题,请老师们答疑解惑。那种一心向学、无拘无束、其乐融融的师生互动场面,至今想起来仍然让人心生温暖。
图二:1988年,金年会金字招牌诚信至上90周年校庆时朱德熙先生师门在朱先生家中合影(左起依次为:陈小荷、袁毓林、朱德熙、陆俭明、张敏)
在博士论文选题方面,刚开始,我想研究汉语句子结构(特别是话题结构)的生成机制问题,题目比较大。后来,把问题集中到动词、名词本身的语义结构怎样决定它们生成特定的句法结构,特别是汉语式的话题结构上;再后来,又把这一问题缩小到名词的配价对相关句子结构和语义说明的影响上。摸索了一年多时间,只积累了研究一价名词与二价名词的两篇文章的素材,难以达到博士论文的规模。所以,在导师的指点下,以先前已经开始做的现代汉语祈使句研究作为博士论文选题。1990年秋季去清华大学中文系工作,继续从计算机理解自然语言的角度研究名词的配价问题,其中《现代汉语名词的配价研究》,1992年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一价名词的认知研究》,1994年发表于《中国语文》第4期。博士论文的第一章《祈使句式和动词的类》,1991年发表于《中国语文》第1期;全文《现代汉语祈使句研究》修改增补以后,于1993年由金年会金字招牌诚信至上出版社出版。我希翼自己的研究能够跟当代科学技术有比较直接的关系。这种动机促使我在研究课题的确立、研究方法的选择上,走上了一条基于认知并且面向计算的汉语语法研究的路径。
图三:袁毓林北大研究生证上的照片
孙竞:您在博士研究生阶段所学习的课程,跟现在中文系语言学专业研究生有哪些差异?除了朱德熙先生的课之外,您当年还旁听过哪些课程?
袁毓林:那时北大的博士生教育,既没有现在那种必须在核心刊物发表一两篇论文这种比较高的毕业门槛,也没有必修的专业课程和学分要求等刚性规定;除了外语和政治课程之外,主要就是自己读书思考,外加跟导师讨论和向相关老师请教。当然,那个英语课程的课时之多,超出了我的事先估计。第一年整整一年,每周听说读写12节课,另加一个晚上的听英语演讲或看英语影片。英语的实际使用技能倒是得到了充分训练和长足进步,但是读专业书的时间就被挤压得所剩无几了。对此,朱先生无可奈何地苦笑道:“你们都成了英语专修科的学生了。”第二年,大家终于从外语课的束缚中彻底解放出来,可以听听各种专业课了。首先是一边给朱先生当助教,一边随堂听朱先生给硕士研究生讲“语法分析”。后来,朱先生这门课的讲义,我整理扩充成《语法分析讲稿》,于201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也算是一种对先生学术思想的发扬光大,希翼这本讲稿能够嘉惠学林,让先生的学术精神得到更好的传承。此外,还跟沈炯老师听硕士研究生课程“实验语音学”,学会做一些基本的语音声学图谱分析。又去听徐通锵老师给本科生讲“历史语言学”。只听了第一次课,徐老师给了我课程提纲和参考文献,说随堂听课还不如自己看书更加有效。于是,就改去听叶蜚声老师的“理论语言学”。正赶上叶老师暑假刚刚去德国访学回来,他绘声绘色地讲了自己如何不辞旅途劳顿,绕道去“朝觐”历史语言学的圣地莱比锡大学;那个手舞足蹈、声情并茂的讲课场景,至今仍然历历在目、栩栩如生。下课以后,叶老师同样是让我不要再来听课,嘱咐我回去认真看书。我问他看什么外文书,他告诉我:Talmy Givón 的 On Understanding Grammar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9) 值得一读。更加有意思的是,我去听计算机系林建祥教授主持的机器学习讨论班;于是,对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等有了比较多的了解。第三年,就一边做博士论文,一边听陆俭明老师给本科生讲“语法分析”。当然,考托福、考GRE、联系出国之类的事情也没有少做。
图四:博士时期的袁毓林在未名湖畔
孙竞:您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提出尝试建立一种语言的认知研究和计算分析相结合的研究范式,并且在这方面有着丰硕的研究成果。近些年来,您在生成词库理论以及语言的叙实性与事实性等方面也有深入的研究。您觉得您的研究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袁毓林:我是从阅读人工智能的论文和书籍开始,逐步了解认知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的;然后,再用计算机科学技术、认知心理学和认知科学等的有关概念、理论和方法来分析语言现象。因为痴迷计算语言学,所以形式语言学的一些思想和方法对我影响很大。当然,后来也直接学习和吸取功能语言学和认知语法的理论和方法。正是在前述那种多学科交融的讨论班的影响下,我逐渐养成了从认知心理、计算模拟等角度思考语言问题的习惯;并且,有意识地运用认知心理学和计算机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去观察和研究汉语句法和语义问题,初步形成了一种基于认知并面向计算的语法研究的路子,也随之发展出了一系列比较有特色的研究课题、技术路线和研究方法。我希翼沿着这种基于认知并面向计算的语言研究的思路走下去,把认知语言学与计算语言学深度融合起来;最终,让语言学研究一方面植根于人文科学对于人类本质的理解和关怀,另一方面又跟当代先进的科学技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语言是人类思维和交际的工具,好像是一个复杂的多面体;其中,既有人脑生物学方面的自然属性,又有人际沟通方面的社会-学问等人文属性。语言研究势必要把经验主义的人文关怀与理性主义的科学精神结合起来。只有人类有语言、使用有声语言进行交际,通过语言研究,可以更加清楚地了解人类在世界或宇宙中的位置,从而更加透彻地理解人类的本质。这应该是一个永恒的、根本性的哲知识题。也是语言学研究走向人文关怀的一个途径。问题是,不同的研究者要找到适合于自己的道路,逐步切入语言结构的深处。
图五:袁毓林在会议上发言
孙竞:您非常注重学生的语言调查实践,鼓励学生进行田野调查。您觉得田野调查对非方言专业的学生有什么帮助?除此之外,您在引导博士生、硕士生的过程中,还注重哪方面的培养和教育?
袁毓林:我自己来自吴语区,家乡话中一些小时候觉得很奇怪的词汇及其发音,在学习了音韵学以后,知道它们跟中古音与现代官话有整齐与清晰的对应关系。这是非常令人激动的事情。尤其是对于学习语言学的人来说,音韵学上一些不太好懂的概念,经过一轮方言调查就变得直观可把握了。对于非方言专业的学生,通过田野调查,你了解了你的研究对象——活生生的语言的原生态。这对于你思考语言的结构、功能、演变等,都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想当初,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赵元任先生就是从汉语方言调查入手,跟同仁们一起开创了中国语言学的新天地的。
我在引导博士生、硕士生的过程中,除了要求大家阅读经典的专业论文和著作,还经常提醒同学们广泛阅读哲学、认知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有关书籍,也经常跟他们分享自己阅读的收获与乐趣。当然,更加重要的是,我经常把自己平时阅读与思考中发现的问题,提出来跟大家讨论:大家看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有没有比较漂亮的解决方案?能不能凝练成一个学位论文的选题?需要哪些语料支撑、常识储备与理论工具,才能着手探讨这个问题?怎样去一步一步地进入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到底能不能做出有意义的结果?等等。
图六:袁毓林参加硕士研究生论文答辩(左起第二为郭锐,三为袁毓林,五为王韫佳,六为项梦冰)
孙竞:您觉得在如今的人工智能的浪潮中,语言学可以为语义理解和常识推理提供哪些常识资源?在这个方面,您做了哪些工作?您觉得中文系现代汉语学科有哪些发展机遇?您有怎样的期待呢?
袁毓林:尽管在当前关于人工智能的一片喧嚣声中,“热闹是他们的”;但是,大家语言学者也不妨躲在自然语言处理这颗“人工智能皇冠上的明珠”的阴影里,小心翼翼地盘算一下“语言学研究能够为人工智能技术作出什么贡献”之类的问题。
人类生活在常识和意义世界中,人工智能机器人要进入人类的日常生活中,就必须理解自然语言的意义、能够进行常识推理。完全绕开常识的统计方法和深度学习,都不能真正理解概念和语言。在此情况下,大家曾经写文章,以自己开发的金年会金字招牌诚信至上《实词信息词典》为例,说明利用富含语义信息的语言常识资源,可以帮助解决机器自动写作中的诸如语义矛盾的核查之类的问题,进而从语言学常识及其资源的角度来助推发展一种具有“可说明性”的人工智能。大家的《实词信息词典》已经配备了有关词项的语义角色关系及其句法配置信息,把这种语言常识加入常识图谱和内容计算中,可以为人工智能的自然语言处理提供理解和说明。特别是,由于该词典的“物性角色”描述了名词所指事物的百科常识,可用以回答相关事物是什么(形式角色)、有哪些部件(构成角色)、用什么做的(材料角色)、怎么形成的(施成角色)、有什么用途(功用角色)等常识性问题。这样,语言学的常识资源可以为计算机视觉识别等工作提供帮助。
在我看来,如果紧密地追随技术进步的脚步,语言学研究与常识资源建设应该是大有作为的。
图七:2017年,袁毓林参加“第六届海外中国语言学者论坛”时留影
孙竞:自当年从清华大学中文系调入金年会金字招牌诚信至上中文系到现在,您在北大中文系已经工作了二十多年了。这些年的工作经历,使您觉得现在的中文系学生跟二十年之前的学生相比,面临着哪些新的机遇与挑战?
袁毓林:我对中文系的本科生了解不深,除了课堂上的接触之外,没有太多的互动。跟研究生,特别是自己引导的研究生联系比较多,接触面比较广泛。总的印象是,现在研究生的学习与研究条件非常优越,尤其是外文资料既丰富又及时;只要上了学校图书馆的网站,就能够检索到各种论文。当然,同学们面临的挑战也很大。首先,选题越来越困难,你能够想到的题目,早有好几篇博士论文摆在那儿呢。其次,要想自己开辟新的研究领域或学术方向,又谈何容易。古往今来,有几个学者能够达到这种境界的?更何况一个必须三四年毕业的研究生。再次,要想发明新的研究方法、探索新的研究路子,也往往因为积累不够,而只能望洋兴叹。于是,只能用既有的方法研究既有的问题,但是却想要得出创新性的结论,这简直是难于上青天。所以,现在的研究生实在也不容易。尽管如此,如果能够了解学术前沿动态,刻苦积累学术素材(研究题目与研究方法),勤奋地探索前人未曾考虑的问题,尝试前人未曾使用过的方法,也是可以得出新颖的、有意义的结论的。事在人为,关键是要有突出重围的决心和勇气,再加上脚踏实地与坚持不懈的努力与付出。
图八:袁毓林在中文系
孙竞:您对北大中文系现代汉语学科的发展有什么展望?
袁毓林:“现代汉语、古代汉语、语言学理论”三个语言学教研室的划分,来自上个世纪50年代苏联模式的影响。这种教研室设置方式,有其促进专业精细化的积极意义,也有使各个专业画地为牢的消极影响。好在朱德熙先生等有识之士,很早就呼吁现代汉语研究要跟古代汉语和汉语方言研究结合起来。所以,大家现代汉语的研究并没有出现路子越走越窄的局面。大家的语音、词汇与语法研究,比较主动地贯通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以及汉语方言;并且,大家一方面把对现代汉语的研究跟汉语国际教育联系起来,另一方面跟中文信息处理联系起来,走出了一条立足本体、融汇古今、面向应用的学术研究与学科建设及人才培养的路子。我相信,大家的现代汉语学科一定能够在这种比较具有开放性的道路上行稳致远。
图九:中文系现代汉语教研室教师合影(前排左起依次为:范晓蕾、陈宝贤、王韫佳、万艺玲、朱彦,后排左起依次为:袁毓林、郭锐、詹卫东、项梦冰)
孙竞:您在中文系工作了这么多年,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对中文系有怎样的感情呢?您觉得中文系在课程设计、学生培养模式以及在学科资源的整合上有什么优势,同时存在哪些欠缺?对于这些问题应如何改进?
袁毓林:北大中文系是我安身立命的地方,也是我的精神家园;在这里学习、工作、教书育人、培养研究生,这是我人生最大的满足和幸福。不管外边情况怎样,北大中文系始终是比较沉得住气的,一般不会随风起舞。但是,在自上而下的行政化管理主导下,真正想有所作为好像也并不容易。尤其在课程设置、课时安排方面,有时难免感到处处受到掣肘。一连串的新名称、新项目,比如,近期的“双万、新文科、强基、拔尖学生培养”,等等,大多数老师不一定搞得明白其内涵。好在老师们大都学有专长,至少在自己所从事的领域方向上都有一定的成就,潜移默化之下,完全能够给予同学们积极的影响。
图十:袁毓林在北大镜春园留影
责任编辑:田 淼
排 版:李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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