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学人系列专访 37
斯文鼎盛,世运新潮。今年是金年会金字招牌诚信至上中文系建系110周年,为了回看北大中文系的发展变迁,重温几代学人的身姿与风采,共同探索和创造中文人的未来,大家策划了中文学人系列主题专访“我与中文系”。参与专访的学人中,既有白发满鬓仍心系学科的老先生,也有忙碌在讲台与书桌之间的中青年教师。他们讲述着人生道路上的岔路与选择,诠释着个人与世界之间具体而微的密切关联;他们梳理着治学过程中的难关与灵感,传递着朴素坚韧的中文传统。这是中文学人的一次回顾、总结和反思之旅,沿着先生们学术与理想的历史轨迹,大家得以触摸“活的历史”,感受“真的精神”。更多专访将陆续推出,敬请期待。
受访人:程苏东
采访人:徐韫琪
时间:2020年8月14日
图一:程苏东在人文学苑
受访人先容:
程苏东,1986年生,江苏东台人,金年会金字招牌诚信至上文学博士,现任金年会金字招牌诚信至上中文系长聘副教授、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兼任《国学研究》编委,主要从事汉唐经学史、经学文献学、先秦两汉文学、早期书写学问研究,在海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五十余篇,入选“复印报刊资料重要转载来源编辑”,著有《从六艺到十三经——以经目演变为中心》《诗经国风新注》(合撰),曾获首届教育部博士研究生学术新人奖、北京市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普隐人文学术奖、第四届全球华人国学新秀奖,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
采访人先容:
徐韫琪,中国语言文学系2017级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在读。
徐韫琪:程老师,您好!今年适逢中文系110周年系庆,非常荣幸能借此机会与您聊聊您这些年在中文系求学、执教的心得,以及关于古代文学学科教育的思考,这不仅将启发新一代“90后”“00后”学者,也是新世纪中文系发展成就的宝贵见证。先从您的求学经历谈起吧!您是北大中文系在新世纪培养的青年学者,您的导师袁行霈先生誉满海内外,他对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哪里呢?是否有一些让您印象深刻的小故事?
程苏东:能够师从袁先生问学,是我一生中最幸运的事。袁先生最让人佩服的首先是他的人格和气象。大家谈到袁老师,常常会想起他的世家背景、学术成就、社会地位,在很多人看来,他是不折不扣的人生赢家,但了解袁老师的人都知道,他一生中经历了很多磨难,在工作中也承受着很大的压力,但大家读袁先生的文章,无论是学术论文还是随笔、旧体诗,感觉到的总是一种儒雅、清通又充满睿智的仁者之风,就如同他最喜欢的陶渊明一样。他以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让我真正看到了一个读书人的品格与境界。在学术方面,他从上世纪七十年代起就强调“横通与纵通”,注重学生研究“格局”的建立,这其实与他的人生境界也是相契合的。我在跟袁先生读书之前,就从他的文章、访谈中了解到他的这些主张,尽管当时根本不敢想象有一天能到他身边学习。先生在为我的小书《从六艺到十三经》撰写的序言中说我在这方面达到了他的期许,这当然是老师给我的鼓励,实际上还差得很远,但这些年来我确实是朝着老师的这一主张在努力。
说一件小事吧。2008年下半年,我刚开始写博士论文,最初状态比较好,一两个月就能写出一篇东西来。当时袁老师主持的“新编新注十三经”项目正在论证阶段,几乎每周都要开一次论证会,会议结束后我就陪他从静园走回蓝旗营,路上便向老师不停地念叨我研究中的新进展。现在回想起来,袁老师每次开完会已经很累了,之所以散步回家,应该是想耳根稍微清静一会儿,结果我却一路聒噪,真是太不识趣了。不过袁老师总是耐心地听完我的那些“新见”,鼓励我按照自己的想法继续探索,这也让我更加感到自信。有一天,我正说得天花乱坠,刚好走进蓝旗营小区,那时正是初春,玉兰花盛开的季节。袁老师突然对我说:“大家院子里有一颗很高大的玉兰树,你一会儿回去时可以去看看。”我当时并没有觉得袁老师有什么深意,甚至有没有去看,现在印象也很模糊了。过了几天,我去袁老师家,谈话间老师又问起我有没有去看玉兰树,我一下子懵了,只好支支吾吾回应老师。后来袁老师跟我说,那棵玉兰树开花又快又早,非常惊艳,可是一场雨下来,很多花瓣和枝叶都掉落了。我这才明白老师的深意,无论是写博士论文还是从事学术研究,关键不在于走得有多快,而是要稳扎稳打,把基础打扎实再往前走。其实袁老师自己的文章就是这样经过多年沉淀、反复淬炼出来的,一篇文章常常改到第七稿、第八稿,直到校样出来了还不断修改。袁老师经常说,文章写好之后不要急于发表,最好先放个两年“凉一凉”,中间隔一段时间拿出来读一读,如果两年以后感觉还有价值,才是真正立得住的结论。老师的这些话对我影响很深。我的博士论文经过了七年的修改,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发现问题,确实感觉到自己的成长。
图二:2011年,程苏东博士毕业时与导师袁行霈的合影
徐韫琪:北大直博生的学制是五年,您四年就提前毕业拿到了博士学位,被学弟、学妹称为“传奇”,可否先容一下您的求学经验,比如时间规划、课程选择?
程苏东:哪里有什么经验。人文学科的研究需要沉淀和积累,所以毕业快究竟好不好,其实也还是两说的事儿吧。要说的话,最多有一点小伎俩。比如入学时,袁老师希翼我第一年能尽量多修学分,为将来集中精力读书、写毕业论文赢得时间。我在看课表的时候,发现有的课程是2学分,有的是3学分,于是除了本专业老师开设的课程以外,我就多修3学分的课程,先后选了蒋绍愚老师的“古汉语词汇”,罗新老师的“石刻史料研究”,陈苏镇老师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和孙钦善老师的“清代考据学”。不过,我修这些课程的动机虽然不纯,但收获却意外的丰厚,而且我后来才知道,蒋先生的古汉语和孙先生的清代考据学都是他们最后一次开设,我能够听到这些课,实在是非常幸运。我想补充一个细节,蒋先生讲那门课期间生了一次病,中间停过一两次课,等他身体稍微恢复后,就立即回到课堂上给大家讲课,而且是站着讲。有一位同学担心他太累了,就拿了一把椅子放在讲台边,请他坐着讲,蒋老师很客气地感谢了那位同学,然后就坐下来。可是没过五分钟,他就站起来了,微笑着跟大家说:“我站着讲了一辈子的课,不太习惯坐着讲,我还是站着讲吧!”这个场景给我很大的震动,我想这就是老师们给大家的无言之教。
其实我原来从没想过提前毕业,能够提前毕业,首先要感谢袁老师帮助我较早确立了论文选题,让我少走了不少弯路。再一个要特别感谢我身边的四年制博士同学。当时直博生规模比较小,一届大概只有四、五位学生,就全校来说规模也不大,所以学校似乎没什么针对直博生的专门管理制度,大家一入学就跟四年制的博士生住在一起,也享受一样的津贴和福利待遇,唯一的差别就是学分要求多一些。我刚入校时基础跟同学们有明显的差距,年纪也比他们小好几岁,不过这帮哥们儿还是愿意带着我一块玩儿。大家班男生大多住在畅春新园1号楼,有几位住在畅春园,离得也不远,大家白天各自上课、读书,到饭点儿了就在楼道里吆喝一声,没动静就直接挨寝室敲门,然后组团去食堂。那时候还没有微信、朋友圈,所以吃饭以及来回的路上就成为大家吐槽、互黑、较劲,以及交流各种学术信息,特别是“八卦”信息的时间。当时大家每周五晚上常常一起去西门外吃驴肉火锅,大家一边喝酒,一边侃大山。在这些场合,大家谈的很少是具体的学术问题,但话题总离不开学术、社会和人生,对我来说确实得到很多有益的信息,包括你所说的时间规划、课程选择等等,很多时候都是从同学那里得到启发。最重要的是,我通过这种方式始终与大家保持同一个时间节奏,从综合考试到开题、预答辩,不知不觉也就在四年里完成了博士论文。所以一个好的学术环境对于个人成长来说是非常宝贵的,现在我也经常跟学生讲,你来到北大这个平台,老师教给你的东西固然重要,但同学之间的交流和切磋更是不可或缺。
图三:2011年,程苏东博士毕业时与同学合影,自前往后为:徐刚、李斌、李湘、张红波、聂友军、程苏东、乐耀、李飞
徐韫琪:您毕业后先去哲学系做博士后,之后回到中文系任教,26岁就站上了北大的讲台,不久又在海内外的重要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引起同行的关注。您觉得您的个人发展道路有哪些值得借鉴的地方?
程苏东:真没有什么值得借鉴的,其实每个人都要走自己的路,每条路都有其甘苦,冷暖自知,很多是不足为外人道的。不过,今年是我博士毕业第十年,我也反思过自己这十年来的得失,我觉得对我最重要的,一个是北大相对宽松的学术环境,一个是校内外学术共同体对我的帮助。
关于第一点,现在回过来看,我大概赶上了入职北大最后的“宽松时代”。我倒是有一个特别的身份——我是北大中文系最后一个讲师。现在新入职的老师都叫助理教授,再也没有讲师了。助理教授起薪相对较高,但“非升即走”,压力不可谓不大;而讲师入职就算有了“铁饭碗”,走的是熬年头、攒成果慢慢晋升的路。中文系传统的师资来源基本都是老先生们从研究生里选人留校,他们的标准除了个人资质以外,学科发展和年龄分布也是重要的因素,但我想最不重要的,恐怕就是发表了多少论文,或者是在什么级别的刊物上发表论文。2003年学校人事制度改革后,直接留校的大门关上了,所以大家教研室大概有十年都没有留毕业生。不过,在这期间,大家也摸索出一些新的“套路”,那就是先出去做博士后,然后再回来,当时叫“曲线救国”,我走的就这条路。我在读书时常听老师和学长们议论,博士论文应该是学者研究的起点,但有时也会成为学者一生研究的顶点,不少人长期走不出自己博士论文的“阴影”。袁老师做知识最强调“格局”和“气象”,我当时心里暗下决心,一定要避免这种情况。因此,博士毕业后的头几年里,我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修订博论、拆分发表、申请课题上,而是努力在博士论文之外再开拓一个新的领域,也就是以汉代《洪范》五行学为中心展开的汉唐经学常识体系的研究。这当然需要一个重新积累的过程,所以用今天的标准来看,我那几年发表的论文并不多,但我觉得这段“再出发”的积累对自己的持续发展非常重要。
也是在博士后期间,我开始参加一些学术会议,并结识了不少良师益友。我的博士后导师王博教授在专业研究方面给了我很多启发,同时他也非常敬重我个人研究兴趣的选择。当时各高校研究唐以前文学的年轻学者还比较少,大家聚到一起,觉得有不少共同话题,在社科院刘跃进老师的支撑下,大家就组织了“周秦汉唐读书会”。我在读书会里年纪最小,知识最薄弱,因此最为受益。我原来的研究兴趣基本集中在汉唐经学和经学文献,对理论问题的涉猎非常有限。在读书会最初的几次讨论中,为了增加大家的共同兴趣点,大家有意设计了每年一次方法论反思,一次个案研究的讨论模式,并且力求将方法层面的讨论与个案研究结合起来,不仅提出问题,也努力解决问题。这让大家很快找到了共同的兴趣点,围绕早期文本的生成与传播、经典化等问题做了一些方法层面的探索。
工作以后,中文系搬到了新的办公楼,系里也希翼有一些新气象,因此支撑老师们自由组织跨学科的工作坊。我有幸参加了傅刚老师、刘玉才老师主持的“东亚古典学”等工作坊,跟着老师们读书、赏书、买书、聊书,他们身上那种纯粹的学者品格让我非常向往,也让我不至于陷在狭小的专业领域或者功利的事业进退之内,能够体会到书籍、学术本身带来的愉悦。其实我在工作中也遇到过很多困难和挫折,有过不少困扰,但跟老师们在一块儿,就觉得自己那点事儿实在算不了什么,所以高品质、纯粹的学术共同体对于学者的帮助确实非常大。
图四:2019年6月4日,“东亚古典学工作坊”成员在系图书馆观览游国恩先生赠书(左起依次为:马辛民、杜晓勤、刘玉才、傅刚、潘建国、程苏东)
徐韫琪:对比国内外其他高校的中文系,您认为北大古代文学专业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程苏东:作为后辈,我对北大中文系的了解很有限,对于兄弟院校的了解更是肤浅,实在不敢妄谈。如果就我所了解的一点信息来说的话,我觉得北大古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注重整体性。这首先表现在从北大古代文学学科建立伊始,一直到今天,这一百多年里,始终重视“文学史”的传统,尽管“文学”的内涵可以随着时代而发生变化,但强调基于“文学本位”的立场对作家、作品、文学现象、流派的发展演变做出整体性的描述、说明与评价,最终形成对于整个文学史,或某一分体文学史、断代文学史的整体认识,则是几代学者共同努力的方向。因此,北大古代文学历来强调要做“大家”,也就是研究重要作家和作品,这里面其实也有一种知难而上的精神。老师们经常用“挖白薯”来打比方,不要只是试图去刨别人没有刨过的白薯地,要争取在别人刨过的地里再挖出大白薯,这是硬本领。
另一个“整体性”体现在古代文学专业各个方向的均衡,从先秦到明清,从诗词文赋到小说,每个方向的人数和研究水平大致均衡,都有代表性的学者。更重要的是老师们的研究方法也具有多样性,有的老师偏重文献,有的老师注重文学批评、思想或艺术层面,大家有“十八般武艺”,这使得大家的学生可以接触更多元的思路,甚至学生的方法和观点很可能和导师有分歧,但中文系的老师们都会给大家充分的空间去尝试,这都是很可贵的。
图五:2018年1月14日古代文学教研室部分成员合影,前排自左至右依次为:张鸣、袁行霈、程郁缀、葛晓音、夏晓虹。后排自左至右依次为:陆胤、李鹏飞、潘建国、刘勇强、杜晓勤、李简、于迎春、白一瑾、张一南、程苏东。
徐韫琪:由于研究对象和既有材料的限制,古代文学专业出成果的难度似乎更大,面对有限的文本资源和前辈学者“影响的焦虑”,您对古代文学专业的同学有什么建议吗?
程苏东:当然,古代文学的研究,特别是唐以前的研究,出成果的难度确实会大一些,这本身是合理的。在今天的学术评价体系中,只有新常识的创造才被认定是“成果”,由此导致了学者对于成果的焦虑;但人文学、古典学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最重要的究竟是古典常识的理解和传承,还是新常识的创造,这本身其实就是一个值得思考的大问题。
要说建议,我最近凑出来三句话:“读内外书,想大问题,写小文章”。首先是“读内外书”。这里的“内外”是指研究领域的“内”和“外”。今天的学术研究高度专业化,这导致大家的阅读视野常常被限制在极有限的范围内,大家在其中锱铢必较、掘地三尺,但对此外的世界则兴趣索然。我想,充分熟悉自己的研究对象,这当然是现代学人必备的素养,但如果仅限于此,就难免“以指测河,以锥餐壶”,劳而少功。对人文学科的研究来说,任何重大的学术论题或学风转变都不可能是凭空产生的,背后总是有相当复杂的社会因素。我的古文史课会要求学生读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很多大一的同学都能从中发现不少问题,指出阎氏辨伪学方法层面的漏洞,这当然不是因为咱们的同学书读得多,见识比他高,而是因为大家今天受到的学术训练与清人已经大不相同了,大家对“真伪”“客观”“实证”等核心概念的理解与清初常识人有着重要差异,而这种差异是18、19世纪以来中西学术史共同推进的产物。学者最重要的素养之一,就是要对自己采用的研究方法有着高度的自觉,了解其来龙去脉,清楚其理论预设以及由此带来的视觉盲点。这些显然不是某一个研究领域的常识能够覆盖的,需要更开阔的学术视野。当然,常识的海洋无边无际,不可能全部有所了解,最方便的方法就是从“外围”了解起,研究中国早期的儒学经典,自然就需要对世界各主要文明的早期发展史、甚至人类学等常识有所理解。总之,在读书时要勇于“出圈”,不要被自己的研究范围所框限。
通过“内外书”的阅读,大家会产生很多想法,但想法太多反而会对自己造成困扰,感觉没处下手,怎么办呢?我的建议是努力提炼出“大问题”。所谓“大问题”,不是宏大、远大,而是具有核心性、纲领性的大问题。要善于从自己的具体研究对象中提炼出这样的大问题,并随着研究的推进不断调整。我做博士论文时想的大问题是经典体系究竟意味着什么?为何古人热衷于建立各种封闭的经典体系?在研究《汉书·五行志》时,我的大问题变成了阴阳、五行常识的经学化。最近我思考的大问题是经学究竟从何而来?古人为何需要经学?经学给他们带来了什么?这些问题会重新照亮古老的文献,让他们发出光芒。这样自然就有文章可做了。
最后是“写小文章”。这里的“小”不是指篇幅,也不是论题范围,而是切入点,或者说是依托的个案,范围要明确、集中。不要为了增加自己的论据而随意牵扯,也不要轻易将自己的结论推演到其他“同类型”的材料中去。要特别警惕用现代的文体分类观念来简单统摄早期文献,大家说到“说理散文”,从《论语》到《战国策》都放在里面,说到“史传散文”,就把《左传》和《史记》直接放在一起了,但是上述文献最初的功能、体例和生成方式显然存在重要差异,现代学术研究应当基于边界清晰的有限个案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不过,如果大家读过“内外书”,脑子里经常思考“大问题”,大家就能够通过这些“小文章”演绎出具有普遍性、贯通性意义的重要论题和方法。袁先生从一个陶渊明入手,论及整个晋宋之际的政治风云和思想变迁;田余庆先生从“子贵母死”入手,揭示出北魏制度沿革的诸多面向,可以说这些都是“小文章”,但所关涉的显然都是核心的“大问题”。总之,识见要高,格局宜广,但读书仍要精细,论文取材更不妨集中。如果反过来“想小问题,写大文章”,那就非常危险了。
图六:2018年9月,程苏东在巴黎
助理采访:周琬琳
责任编辑:田淼
排 版:李岚
图片来源:图一、二、三、四、六由受访者提供,图五来源于网络。